面对复杂的世界,因能力所限,我们只能分而治之,以学科、知识细分之名,将世界知识分割成星罗棋布的知识“茧房”。于是,知识界的生产积累越多,知识间性的壁垒越多且厚,知识钻井越多,口径越细、越深,被困在知识深井中的知识者头顶上的天空就越小。 1
不过,与那些“抓小放大”的分众化知识“茧房”比起来,传播政治经济学却能坚持“抓大放小”,抓住那些重大理论命题,诸如资本主义、劳动、资本、剥削、交往、权力、意识形态等理论命题,同时关注实践与理论之间的联结,强调理论的现实关切和价值及物性,并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激发理论的活性和想象力。 1
数字技术在快进键上不断迭代,传播技术进化论已超出传统理论所界定的“工具论”范畴,其边界已超出“人体延伸”的范域,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元技术”意义上的技术体系,它给人类劳动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1
的生产性消费行为; 1
它改变了人类最本质、最基本的社会行为:交往行为和劳动行为,而数字劳动正是二者的深度联结。
媒介技术亦如此,它打破了旧的时间观和规律的生活节奏,逆转了钟表分割时间的作用,使得时间亦“流动”与再次“混沌”了起来。不管劳动者现在应该处于什么样的私人时间,如假期、睡眠等,只要是电话与网络能够通达之处,雇主便可以吸纳这种时间“为我所用”,致使以往依靠钟表确定的上班/下班时间没有了清晰的边界,这才令非生产时间在资本面前荡然无存,时间继而被消灭了。
数字技术的神奇作用体现在:它不仅提升了生产的效率,还遮蔽了资本逐利的贪婪性。
数字技术的神奇作用体现在:它不仅提升了生产的效率,还遮蔽了资本逐利的贪婪性。在数字技术的包装之下,资本的罪感和耻感被技术美化、过滤了,资本不再是赤裸裸地剥削劳动者的劳动,资本被技术中介化之后,退隐在技术的幕后。
数字技术对劳动的全面入侵,并没有改写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基础逻辑,只不过改变了劳动方式以及资本载体的表现形式。
数字劳动带来一个新的社会问题:“不稳定无产者”。一方面,“不稳定无产者”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着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工作与生活,时刻需要面对不同的社会问题、内心的孤独感,以及对仇恨的恐惧。这些共同的境遇使他们成为一个“新危险阶级”。另一方面,“不稳定无产者”还未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缺乏清晰的阶级意识,且往往互相责难,异常脆弱,内部充满激烈的斗争。 1
至于那些超大型的新媒体平台,诸如脸书、推特、微信、微博、B站等以用户生产内容作为主导生产方式的新媒体平台,其灵活用工的方式更是普遍性的存在。海量的数字劳动被大面积收割,为平台型新兴媒体创造了巨量的财富。 1
中国数字劳动者与传统体力劳动者面临着相似的,乃至更加恶劣的系统性风险,如劳动力商品化;技术变迁对工作场所的宰制;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如鼓励主动超常加班、知识技能迅速贬值、自我监督与残酷竞争、计件工资与淘汰制度);工作的不稳定性(如劳务派遣和弹性雇佣);社会福利的瓦解(如住房、医疗和教育的商品化所导致的脆弱的抗风险能力);以及孱弱的应对和抗争。
作为互联网大国,中国的互联网巨头是否应为全球最大的网民群体支付红利?国家是否应该介入监管,改革数字生产资料(如数据、平台)的所有制,使其在一些方面体现出社会主义公有和“传播公地”的特色(第65页)? 2
在未来的数字劳动研究中,亟需关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数字劳动者如何摆脱拜物性、制度性、文化性的异化与桎梏,发挥其能动性,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其二,数字劳动者在将自我命运与他人命运乃至社会命运紧密关联之时,如何通过个体性、群体性或社会性的行动,迸发出自己的力量( 1
理论研究的理想境界是:能建设性地推动问题的优化解决。 1
建华新著临盆, 1
完全无谓、不必要或有所危害,连受雇者都没办法讲出这份职务凭什么存在,但基于雇佣关系的条件,却又觉得有必要假装其实不然,这种有支薪的雇佣类型就叫狗屁工作”(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冲突的本质是经济理性的范围和广度,而非经济理性本身”(
蒙塔格的选择,实际上也是今天所有学术工作者可以做的一个选择。当整个学术管理和生产制度越来越被所谓的理性侵蚀,变成纯粹的数字计算之时,与其参与那些白纸黑字所定义的工作,不如将自己变成一部行走的图书,来得有趣且自在。 1
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相互督促与帮助,彼此勉励与呼应,在这个看起来已经由不同学科分而治之、相互钳制的死循环中,努力寻找为整个社会解套的可能。
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s)
在丹·席勒(Dan Schiller)看来,数字技术和ICTs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方式,重新配置了各种生产要素与资源,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带动政治经济向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转型。(
富士康企业工人超负荷工作的根本原因在于苹果公司(Apple)在定价和产品交付时间上具有决定权的制度性安排,这种制度性安排背后的权力不平等使苹果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对消费电子产品的生产进行“离境外包”(outsourcing)而获得超额利润。(
对自由作家无偿劳动时间和版权侵占的分析,折射出数字时代媒体从业者群体的行动和经历受更为宏观的社会整体影响的事实;与此同时,自由作家劳动过程的变化体现了数字技术和ICTs对资本主义劳动环境的影响,这些影响既加速了劳动力商品化的进程,同时又强化了剥削作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本质性的存在。(16) 1
产消合一者”(prosumers)——
爱德华·科莫尔(Edward Comor)进一步指出:越来越多的在线产消合一活动并未终结对人的异化,产消合一者生产的“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已然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新的剩余价值来源的增长点;与此同时,他们不断沦为资本的工具。(
游戏修改版本者除了每日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游戏中,还通过使用游戏开发者提供的或自己开发的各种编辑工具来打造专属自己的游戏。他们创造的价值成了游戏产业利润来源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游戏修改作为一种“无酬劳动”形式的事实,往往被视游戏修改为休闲活动或娱乐延伸的认知掩盖。
资本家通过将数字技术和ICTs作为一种控制的工具,加强了全球范围内有关生产活动的传播与协作,并以离境外包等方式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26)进而将后福特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
工作被数字技术和ICTs进一步切割、细分,知识与技能持续并加速贬值,资本完成了对数字劳工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与弹性雇佣,并通过各种通信工具实现对劳动力在劳动场所内外的无差别监视与控制,(27)这些都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型劳工
工作被数字技术和ICTs进一步切割、细分,知识与技能持续并加速贬值,资本完成了对数字劳工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与弹性雇佣,并通过各种通信工具实现对劳动力在劳动场所内外的无差别监视与控制,
但是不同地区、不同职业和不同社会身份的数字劳工可能认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反而存在着竞争性的利益冲突,如何将他们联合起来,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乔纳森·特纳(Jonathan Turner)和简·斯黛兹(Jan Stets)看来,人类的独特性在于形成社会纽带和建构复杂社会结构时对情感的依赖,因此情感对建构社会关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她指出:网络用户组成了一类被资本剥削的无偿劳工——“网奴”,用户在将网络视为娱乐和社交的游乐场时,还扮演着另一种角色,其数字劳动(浏览网页、聊天、评论、网站设计、软件设计等行为)实际上属于“无酬劳动”(free labour),这种无酬劳动是一种被当成生产性活动的知识性消费行为,助力资本积累和增殖的过程,但同时又被无偿占有。(
以投入情感和收获满足为特征的网上无酬劳动正是“数字经济创造价值的基础”。(
产消合一者取代单纯观看的受众成为新的商品,这同时意味着除注意力之外的人类创造力也彻底被商品化——网络既是机器,又是媒介,是生产与消费信息的工具。
胡绮珍将字幕组的劳动理解为“非物质劳动”与“无酬劳动”,显然是在特拉诺瓦的“数字劳动”的脉络之中。(18)然而,曹晋与张楠华的研究则将从事字幕组这种弹性兴趣劳动的人称为“知识劳工”,显然坚持的仍然是信息社会理论中“知识劳动”的认识论。(
而唐士哲直指当代媒介化政治研究多数的重点在于关切媒介对于政治过程的扭曲效应,比如政治的运作过程必须仰赖更多商业营销的手段,试图截取选民愈来愈涣散的议题关注力以及政治认同。( 1
媒介化是这样一种发展进程,社会或文化活动(诸如工作、休闲、游戏等)中的核心要素采取了媒介的形式。”( 1
劳动控制如今也被媒介技术所“中介”化了。最明显的莫过于数字技术和ICTs在有偿劳动领域的应用使工作强度在不知不觉中增大,( 1
媒介技术对劳动过程的重构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考察,亟待打破“思维主体在上,物质客体在下”的二元论,强调思维主体和物质客体的平等关系。(48)毕竟,资本单靠主观的剥削意愿,是无法造成当下的全部后果的。 1
众多研究将网络及数字技术的普及当成一种背景,以此作为不需要加以讨论的先验性前提展开后续的论述,得出的结论无外乎资本直接造成了所有的后果,然而媒介技术对劳动过程的重构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考察,亟待打破“思维主体在上,物质客体在下”的二元论,强调思维主体和物质客体的平等关系。(48)毕竟,资本单靠主观的剥削意愿,是无法造成当下的全部后果的。
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他们为了满足资本对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渴求,不得不在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新闻生产环境中工作,工作强度可见一斑,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新闻的质量。(
对于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而言,他们一方面面临着工作强度加剧的威胁,另一方面陷入工作可替代性增强的困境,即专业主义精神与技术角色的界限被模糊,工作与闲暇、办公室与家庭之间的界限也被消泯。 1
周鹏发现,新技术全面渗透到新闻劳动之中的结果是使新闻记者沦为技术的奴隶。(
游戏产业的美术工作者在学习新的绘图软件的同时,又在重复着大量程式化、生产线化的工作,工作的艺术性和创意性被不断牺牲,时刻处于过度的身体劳累与去技能化的危险之中。 1
他们的劳动不是被低估,就是被视而不见,因此他们缺乏必要的劳动保障且工作日趋弹性化; 2
它打破了旧的时间观和规律的生活节奏,逆转了钟表分割时间的作用,使得时间亦“流动”与再次“混沌”了起来。不管劳动者现在应该处于什么样的私人时间,如假期、睡眠等,
马克思曾发问:“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63)实际情况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非但没有缩短劳动时间和减小劳动强度,反而最终把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现代经济学最具影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预测的技术进步将使工作时间越来越短,人们有望从生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日渐渺茫。因此, 1
现代经济学最具影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预测的技术进步将使工作时间越来越短,人们有望从生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日渐渺茫。
这种雇佣关系形式上有别于当前劳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实质上具有以民事关系掩盖雇佣关系、以非标准劳动关系掩盖标准劳动关系的隐蔽性……巧妙地绕过为员工提供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缴纳社会保险、提供劳动工具及保障劳动条件等法律规定动作,对员工实现“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理想管理状态。(
集中体现在他们不具有自行联系客户和定价的权利;一经注册成为平台用户,则必须全盘接受平台所制定的规则”(
媒介技术从人类手中的工具最终异化为反噬劳动者的“生物”。(
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技术本身制造了更多问题”
资本难以遏制增殖的冲动,通过缩短产品周期,增加易耗性,不断推陈出新,并借助广告和新品发布会等手段来营造“更换而非维修”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消费者(不知情或知情但不作为)与资本合谋,实际上也从客观上造成了“i奴”的悲惨境况。
是媒介“把非物质劳动集腋成裘,再转化为资本积累的生产活动”(87)。媒介由此呈现“劳动化”的特征,资本将网络用户的技术使用、信息接收、社交关系、休闲娱乐等传播行为进行劳动化与商品化,从而吸纳其成为“数字劳工”。
现有分析局限于“权力—话语”的理论框架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视角,总是乐观地认为公民新闻赋予了草根以发声的管道,大众民意得以获取媒介权力,实现自我表达,从而动摇了统治精英的合法性与稳定性。(90)但其实质却是网络用户在网络商业意识形态的询唤之下,自觉自愿地加入新闻众包的劳动,成为廉价乃至免费“贡献”自身劳动成果的数字劳工,免去了雇佣成本与赚得盆满钵满的恰恰是这些新闻网站
在社交媒体时代,受众商品的建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平台媒体连内容都不需要自己来生产,免费的“饵”是由“鱼”自己制作的,它充分利用源源不断的UGC,将自己的角色从生产者转化为连接者,将一部分用户生产的内容作为吸引另一部分用户的筹码。( 1
占有剩余劳动是资本的天性,但无偿占有必要劳动,亦可谓“返祖”回了前资本主义时代。这也是传统媒体溃不成军的原因之一——它们依然在为内容生产的成本买单。 1
玩工为资本积累和增殖贡献了大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已经远远超越兴趣爱好的范畴。
吴鼎铭对中国“金币农夫”和电竞玩家的研究发现,这种所谓的玩乐劳动既不休闲,也并不一定具有创造性,“金币农夫”依靠重复和枯燥的鼠标点击换取游戏升级所需的虚拟钱币,并将这些钱币上交给他们的老板进行统一出售,从而获得收入。(99)在中国,大约有200万青少年被吸纳进这一高度市场化的领域之中,用自己的“点击劳动”驱动网络游戏产业冉冉上升。 在此 1
吴鼎铭对中国“金币农夫”和电竞玩家的研究发现,这种所谓的玩乐劳动既不休闲,也并不一定具有创造性,“金币农夫”依靠重复和枯燥的鼠标点击换取游戏升级所需的虚拟钱币,并将这些钱币上交给他们的老板进行统一出售,从而获得收入。(99)在中国,大约有200万青少年被吸纳进这一高度市场化的领域之中,用自己的“点击劳动”驱动网络游戏产业冉冉上升。
大数据公司甚至追踪厌食症、药物滥用、暴食症、抑郁症、无家可归、不孕不育等用户信息,收集的范围延伸到心理健康、投票倾向和许多其他行为,乃至个人滚动鼠标速度与登入帐号频率的数据。( 1
网络用户就像是“数字电池母鸡”,在行动电话上“啄食”,为机器学习程式生成大量的数据集,以解决如何向自己营销广告商品的问题,而媒体竞争日益变成一场尽可能长时间地吸引用户注意力的战斗。(
网络用户就像是“数字电池母鸡”,在行动电话上“啄食”,为机器学习程式生成大量的数据集,以解决如何向自己营销广告商品的问题,而媒体竞争日益变成一场尽可能长时间地吸引用户注意力的战斗。(104)其背后的事实是,社交媒体的日常实践,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剩余劳动领域,随时可能被转化为剩余价值。
因此使用社交媒体成为一种“线上剩余劳动”。这种“制造成瘾”的新媒体技术使人们不再受雇佣关系和上下班时间的限制,全天24小时都是生产价值的劳动时间。劳动不再受年龄、社会性别、学历、健康状况、岗位和技术工种的限制,只要拥有数字设备并保持“永远在线”,即可成为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主体,而新媒介平台并不支付使用者任何必要劳动的价值。(
数据异化”(datafied alienation)甚至要比传统的劳动异化更为骇人,用户作为生产数据的劳动者,已经全然与自己的劳动成果相分离,甚至浑然不觉自己的数据已经被反过来诱导自己按照广告商和政客的意愿来消费与投票。 1
反向运动”(counter movement),这种反向运动包括夺回时间主权、削减工作时间、建设更民主的工作场所、争取更合理的工作日程和更人道的工作形式,以及获得更公正的劳动分配等。王行坤将其称为“当下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微观政治”( 2
国家应该扮演落实劳动法规的主角,通过宏观干预降低劳动力被商品化的程度,建立社会安全制度和保障体系,支持媒体集团为劳动者配备基本公正的工资制度、福利体系与考核指标。( 1
它的载体为合作拥有、民主管理的平台合作社,依赖于平台的所有者、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拥有与管理。 1
一是另类媒体与数字公有地的建设,其二是“盗用”与“游击”式的抵抗,其三是“被遗忘权”的伸张,并上升至对“生命政治”剥削的抗争
叶夫根尼·莫罗佐夫 (Evgeny Morozov)则建议人们直接创建数据所有权合作社。(
特权精英启动并控制数字创新过程;中间阶层负责在现有协议的基础上设计出新的应用程序;大量的数字劳工被安排从事日常的装配与服务工作——数字鸿沟的存在更加固化而非挑战了现有的阶级结构。(
强调“媒介产业以最低的人力成本来最大限度追求利润”的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不可避免地陷入“只重微观个体,不重结构性不平等”的窠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