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手在大海上航行，努力练习航海技术，掌握气象地理知识，储备粮食物资，殊不知，最能影响这场航行成败安危的，不是水手的智识，而是大海本身的“脾气”。它波涛汹涌，水手无处可逃；它风平浪静，水手才可能岁月静好。人类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被政治“绑架”，它是我们所有人脚下看不见的大海，是我们必须穿越的看不见的暴风骤雨。
比较”是为了抽离，而抽离是为了在另一个高度反观。 1
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洞察力？它首先是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把句号变成问号的能力，把“此时此刻”和无数“他时他刻”联系起来的能力。 1
你阅读过的、听过的、走过的、观察过的、思考过的越多，你就越容易把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如果你是一个井底之蛙，那么你就永远无法获得那个反观自身的视角，甚至还可能因为这种狭隘而狂妄自大。
相似的政治理念，放到不同的社会文化土壤当中，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化学反应”。这就是“政治在社会中”。 所以，虽然政治非常重要，但是政治也是有限的。
世界是复杂的，但又不是随机的，知识也应当如此。求知的道路，意味着永恒的疲倦以及偶尔的惊喜。
2017年，丹麦政府的税收占GDP的比例是45.3%，而布隆迪的同一个数据是12.6%—— 1
我们用“模式”来描述政治差异，而不是像形容经济发展一样，用“发达”“欠发达”来描述，因为“发达”“欠发达”这样的语言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线性的发展逻辑，但是政治发展不是线性的，它朝着不同方向开放。 1
比较的视野本质上是一种俯瞰的视野，从“此时此地”抽离，来到多样性的“上空”，从宏观开始领略，然后慢慢聚焦到微观，也就是从森林开始，慢慢聚焦到树木。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管你在分析多么具体的问题，在你脑海的深处，始终有一种比例感，有一片隐隐约约的森林，它提醒着你，你所见到的只是现象，而现象未必是真相。可能我思考得越多，就越相信，智慧的本质就是对事物比例的公正判断。
我们之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天生更关注现实而不是历史，而且我们习惯于用理想而不是过去来衡量当下。
在一个无可救药的世界里，激进是美德，越激进越推动社会进步。
进步主义者憎恶进步”，到处盛行着一种悲观的、愤怒的、嘲讽的甚至是末日论式的话语。当你打开电视、网络、报纸，似乎到处都是战火纷飞，地球很快完蛋，民主在崩溃，世界越来越不平等，各国政治家都是王八蛋，经济危机如果没有到来也肯定是在路上……于是，在世界各国的街头，到处是愤怒的声讨，宣布“全球化不过是新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让整个世界堕落了”“民主只是权钱交换的游戏”…… 1
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人类的生活水平基本上是原地踏步的，明显的“社会进步”是最近这一两百年左右的事情，认为生活应该越来越好、子女的生活应当比父母的更好，也都是非常晚近的社会观念。
全球化是大海，国家则是海上航行的船只。对于个体而言，一个人到底坐在哪一条船上，当然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命运，但是无论他坐在哪条船上，海浪更是深深地影响着每一条船的沉浮。 1
自由霸权就意味着欧美国家试图在全球的规模上复制它自身。
历史上的每一种国际秩序都对应着其中最强大国家的观念与利益，而当权力转移到观念与利益不同的国家时，国际秩序也随之发生变化。”
我们常常认为，为什么会有民主？因为人们渴望民主。为什么会有市场？因为人们渴望交易。为什么会有和平？因为人们渴望和平。但是，卡根却说，不，光有渴望是不够的，历史上的人们和我们一样渴望权利、渴望交易、渴望和平，但是没有实力为这种渴望保驾护航，它就很难生根发芽。事实上，人们可能根本没有那么渴望自由、民主、和平，很多时候，人们更渴望的，可能是安全，是秩序，是大国崛起的民族自豪感。得有一个非常强势的力量在引导甚至强加，人们的价值排序才可能发生变化。
前任总统特朗普 1
所到之处常常引发西式自由主义和各地民族主义之间的激烈对撞。
个体的命运背后是国家、国家的命运背后是国际体系，而国际体系可能稍纵即逝，却是必要的提醒。
资本家阶层当然有理由热爱全球化，因为之前他们是在一个国家挣钱，现在是在100多个国家挣钱，本来微软可以卖给3亿人，现在可以卖给70亿人，本来麦当劳是开在一个国家，现在开在100多个国家，所以资本家肯定欢迎全球化。但是，工人阶层可能正好相反，他们本来可能是和100万人、1000万人竞争工作，现在却变成了和1亿人、10亿人竞争工作。
市场竞争是残酷的，但是，当它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帮助无数人脱离贫困，激发人的创造性和奋斗精神，它或许又代表了另一种人道主义，一种更深的人道主义。 1
担忧不同的文化族群狭路相逢时可能引发冲突，是一个基于历史的判断，未必是种族主义的臆想。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似乎所有谈论民主的人都要先押着福山的观点游街示众一番，然后再阐述自己的观点。 1
我们人类花了五六千年发明了大规模疆域上的代议民主制，然后用了近两百年时间将这一制度发明传播到近40个国家，但是再之后，仅仅用了40多年时间，就将这一制度扩散到大约100个国家。
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崩溃历程，尽管细节不同，逻辑却往往相似，它们往往都有自己的袁世凯和国民党，自己走向脱轨的辛亥革命。 1
以为“扔到水里自然会游泳”。事实是，扔到水里，如果没有正确的泳姿、没有体力和耐力，如果碰到激流和风浪，一个人可能是淹死而不是学会游泳。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民主转型从来没有一帆风顺过，它往往是风风雨雨、跌宕起伏，进两步，退一步，有时候甚至是进两步、退三步。在历史上，它也很少有一次闯关成功的，常常像是运动场上的撑杆跳，一次跳不过去，两次、三次甚至数次才跳过杆去。
不但“发生了什么”值得研究，“没有发生什么”也值得研究，甚至有时候，“没有发生”的事情比“发生”的事情更重要。
观念的“顽固”可以弥补经济社会条件的“赤字”，进而助推民主的落地生根。
革命自身成为一种新的宗教。
牺牲暂时的自由来获得长远的自由，牺牲形式的自由来获得实质的自由。这或许可以被称为政治当中的“善恶捆绑销售”原则。
不幸的是，自由注定是多元的、喧嚣的、混乱的、充满差异和冲突的，
民主是关于如何产生执政者的规则的，而自由则是关于如何限制执政者的规则的。
娜拉出走之后，未必就获得了解放，很有可能她只是进入了一个更不幸的婚姻而已。 1
民众从来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多元的，甚至是两极化的。
多元社会结构下的“诸善之争”，才是自由社会最大的困境。
为什么有时候民主政体会被“裂痕动员”颠覆，而另一些时候能够突破“裂痕动员”的诅咒？这个问题，下一次课我们继续探讨。 1
世界上基尼指数最高的地方是哪里呢？无论是1994年还是现在，都是南非，而且是甩第二名很远的那种独孤求败式冠军。 1
自由从不降临于人类，人类必须上升至其高度。
印度是个非常神奇的国家，简直可以说超越了地球引力。
因此，质问为什么民主没有带来经济发展、政治清廉、公共服务提升，几乎相当于质问，为什么老虎都关进笼子里了，猴子们还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的确，老虎被关进笼子，猴子们更安全了，但是，香蕉树不会因为老虎被关进笼子而结出更多的香蕉，老天爷也不会因为老虎被关进笼子而下更多的雨，隔壁树上的猴群更不会因为老虎被关进笼子而放弃争抢地盘。民主不是一个魔法按钮，一按下去就人间变天堂。 1
民主作为一种程序，体现对民意的尊重，但是民主的质量则取决于参与者的判断力和合作能力。
政体只是影响一个国家治理绩效的各种因素之一而已。很多情况下，甚至可能是次要的因素。有些国家，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似乎都建设不好，比如阿富汗，过去几十年，从极权到威权，从神权到君权，从美式民主到苏式威权，各种政体神农尝百草一样全都试过了，但是没有一个模式“管用”。所以，政体不是万能药，当水质已被严重污染，无论什么鱼都很难在里面被养活。 1
直到苏东阵营倒台，印度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你拿小明去和班上成绩最好的孩子比，而且是和那个孩子发挥最好的那几次考试去对比，当然小明成绩不行了。 1
民主没有那么神奇，甚至，它也不应该那么神奇，因为如果有一个制度按钮按下去可以一劳永逸，那真是对人性之复杂以及复杂之美的蔑视。 1
“表亲的专制” 1
当制度的发展超前于文化，文化必然会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去把规则悄悄地扭曲为潜规则。
市场经济有其解放性的社会后果，
慢，或许就是民主制的特点，因为它依靠试错而不是强制来实现进步，而试错需要时间。
前面的课我们谈到过，由于一系列民主衰退的迹象，全球曾经的民主乐观主义已经逐渐转变为悲观主义。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有一些国家可以说“贡献”最大，比如南斯拉夫、阿富汗、乌克兰、委内瑞拉，这些国家都以不同形式的转型失败给民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即使在这些转型失败的国家里，有一个国家仍然“脱颖而出”，成为各种失败的“集大成者”，给民主乐观主义造成难以弥补的重创。这个国家，就是我们这一讲要谈论的伊拉克。 1
未来如何确定无疑，但是过去怎样，却难以预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未来早就写进了政治纲领，它不容置疑，但是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却不好说了，因为人们不仅仅是在回忆过去，而且往往也根据当下的政治需要去想象过去。
人们倾向于因为当下的悲惨而美化过去，但是，伊拉克的过去并不美好，可以说血泪斑斑。
等等等等。在这门课的开头，我就说过，比较政治分析，一个非常常见的认知陷阱就是“优胜者偏见”，聚焦于最成功的案例，然后从中得出普遍性结论。
一个体重始终维持在150斤左右的人，和一个去年100斤、今年200斤，但是“平均150斤”的人相比，后者的健康显然更令人担忧。 1
同样，当年苏联体制征服了苏联、征服了东欧、征服了亚洲数国，但是它居然征服不了一个小小阿富汗，为什么？因为你有飞机大炮，我有《古兰经》，你有革命，我有“圣战”，所以即使强大如苏联也无可奈何。威权再强大，在很多国家仍然有可能水土不服。
一个社会如果治理绩效一团糟，常常是人们因为错误的观念选择了错误的领导人，采用了错误的政策，从而带来恶劣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出来，并不存在纯粹的政治学问题——政治学研究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学问题。
一只生病的羚羊完全可能在虎口之下逃生，只要那只老虎病得更严重就行。
我们常常羡慕北欧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但是它的前提是税收占GDP接近50%的财税能力。 1
我们倾向于把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当作最理所当然的事物，然而，在常常不堪一击的人性面前，任何秩序都可能只是海市蜃楼。
别说活人的军队，就是死人的军队我们也有，著名的兵马俑不就是这样一个给死人陪葬的“军队”？
所以，16世纪开始的密集战争，催生了欧洲各国的常备军建设、财政国家建设、官僚体系建设。这就是“战争缔造国家”的机制。
卫星不再绕着行星转了，而是直接绕着恒星转。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无论是疫情防控、维稳，还是高铁的建设、全民医保体系的建立、精准扶贫、“一带一路”、大学扩招，等等，都可以看到一个雷厉风行的政府身影。正是因此，在比较政治学中，中国几乎成了国家能力的象征。 1
官僚系统是什么？就是政府的条条与块块——所谓条条，就是各级政府；所谓块块，就是政府各部门。条条与块块，就像经线和纬线，编成一个政治网络，附着在整个社会肌体之上。 1
在官僚制中，官职成了可再生资源，天子可以不断地再分配同一个职位，在每一次再分配中，天子都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权威。这就好像一个导演如果把一个重要角色固定给了某个演员，那么这个演员就没有动力继续讨好这个导演了，反正他抱的是“铁饭碗”，但是如果每次演出，导演都重新选角，那么这个剧团里所有的演员都会向导演竞相邀宠。这就是官僚制的向心力。
权力有四种形态：军事权力、经济权力、政治权力，还有就是意识形态权力。文人所掌握的，正是这第四种权力。
科举制的厉害之处，不仅仅在于选拔了一批人才，而且是通过利益和价值导向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士人阶层。
这种崇尚读书做官、抑制武人、贬低经商、贬低技术的文化，从我们汉语里一些常用词汇，都可以看得出来，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骑士、武士往往是荣誉的象征，但是在中国，我们把习武之人叫什么？叫作“一介武夫”。其他行业也类似，商人经常被叫作“奸商”，技术创新被视为“奇淫巧技”，音乐叫作“靡靡之音”。但是读书人呢？“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就是科举制的妙处，它把社会精英的能量都吸附到政治角逐当中，越靠近权力中心，就越被视为成功。
所以，从一开始，美国人建立的就是一个“反国家的国家”，它把中央集权视为洪水猛兽，处处对之进行提防。体现在国家结构上，就是所谓的“平行权力”结构，也就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有自己的权力领地，彼此是平行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
美国政府并不是铁板一块，总统也不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事实上，总统一言既出，各州、各市、各法院、各议员几百匹马可以去追。
国强不必民弱，甚至民强国可更强，这一可能性的存在，还是鼓舞人心。 20.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命运指向何方，常常取决于“沉默的大多数”是否继续沉默下去。
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会拉动制度前进；当制度超前于观念太多，社会观念又会将制度拽回它的水平。
观念的水位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旧制度的运转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继续运转。
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
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什么是“后现代文化”？简单来说，就是“自我表达的文化”，也就是强调个体自主性和选择的文化。
吃瓜就是力量”。
没有边界感和节制感的政治参与，让泰国的民主每次都是刚刚被建立，就又被推翻。过度的政治热情、过高的政治要价、过于急迫的政治通牒以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战斗精神，每每让泰国的新生民主不堪重负，走向崩溃。
真正的民主文化，恰恰是参与精神、服从意识以及政治冷淡这三种东西之间的混合体。换句话说，民主文化未必是一种纯粹的“参与文化”，而是一种“混合文化”。
街头政治本身的常态化和无限化，使得维系民主稳固的政治妥协极难达成。为什么？因为谁也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示弱对不对？几千个人的血洒政府门前了，还怎么妥协？任何妥协都会被视为背叛，越极端越被视为英雄主义。于是，运动只能进不能退，泰国的政治温度越升越高，最后，军队的出动成为局势唯一的冷却剂。
在阿伦特看来，这就是“平庸之恶”。这种恶不需要创造性、戏剧性、思想性或任何所谓“恶之花”的美感，只需要一点盲目而已。在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解读里，一个最关键的词汇，就是“不假思索”（thoughtlessness）。在她看来，无法反思性地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艾希曼罪恶的核心要素。
无知其实并非一种偶然的状态，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无知其实并非一种偶然的状态，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特定情境下，人们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无法承受、无法改变、无法超越的东西保持无知，因为“知道”会唤醒良知，而恐惧让你只能无所作为，与其让你的无所作为拷问你的良知，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翻译软件，把一个混乱的、无序的世界“翻译”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
岂止纳粹主义，几乎所有的政治迫害，都会有一个将其迫害正当化的意识形态话语。
因为为了避免认知失调，人们往往会说服自己，自己被动相信的东西其实是自己主动相信的。 1
争论的另一方，则是一种比较理想主义的“文化多元主义”观念。 根据这种观点，不同文化如果彼此尊重，完全可能和谐共处。 1
进步主义者走得更慢一点，等等自己走在后面的同胞，对身后的传统抱有更大的温情，而保守主义则走得更快一点，对未知和陌生更加开放。
在现实世界中，选择往往不是在“更好”和“最好”之间，而是在“更糟”和“不那么糟糕”之间。
在废墟中生长出来的，未必是光明的未来，而更可能是人们早已熟悉的过去。只不过，由于人类惊人的健忘，陈旧的过去看上去常常像是崭新的未来而已。
可以说，委内瑞拉走到今天，不是源自“坏人”的贪婪腐败，而恰恰是源自“好人”的道德激情。
可以说，委内瑞拉走到今天，不是源自“坏人”的贪婪腐败，而恰恰是源自“好人”的道德激情。当正义感变得不容置疑，当平等成为唯一的宗教，恶的大门也可以被善的手指敲开。
更多的钱可以买到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教育带来更好的前途，更好的前途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这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造成阶层的固化。
如果“阶级斗争”的话语不断传播、扩散，它却可能构成“自我实现的预期”。什么意思呢？就是“阶级斗争”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动员机制，当这种话语传播得足够广、足够深、激起足够的愤怒，它可以使得不平等状况从一座“死火山”变成一座“活火山”。
